7月初的某个下午，映秀小学的一位老师问社工：“你们社工和义工到底有什么区别？”从广州来的其他援建人员也经常问：“社工和义工有什么区别？义工不拿工资，社工是拿工资的？”

   不过，随着广州社工在映秀镇开展服务，这种疑惑在一点点地发生改变。7月21日，四川气象局一映秀籍的工作人员问记者：“社工？我不知道书上是怎么说的，但现在我感觉就是做人的工作，解决人心里的结，让人先改变精神面貌。你说对不对？这个工作很难但很重要啊。”

   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定义”——不仅仅因为它是绝对“群众”的语言，也不仅仅因为它抓住了社会工作的核心：为人服务，以人为本，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旁观者对广州社工在那段时间所作所为的总结和概括，虽然它是不全面的。

社工到底在做什么

    社工到灾区后的第一个工作常常是家访，通过家访了解灾民的现状和实际需求，并初步与服务对象建立关系。因为社工的家访通常是很随机的，也没有形成文字的提纲和调查表，如果没有征得当地政府的同意，或者是进入的时机不当，很容易让人产生怀疑。广州社工在映秀家访，到底访了些什么？

    其实，先看看第一批广州社工进入灾区后提出的工作方向和切入点，再看看第二批社工在映秀做的评估报告，人们就能知道，社工在灾区家访和调查时，最关心的到底是什么。

   第一批广州社工从灾区回来后,给第二批要去灾区的社工指出的工作方向和切入点是：1.做受灾群众当前及今后生活期望的调查；2.对遇难人员家庭尤其是老人、妇女、孩子进行心理的陪伴和疏导；3.协助镇、村、小区做好基层管理与服务，重建干部与群众关系；4.对教师、学生进行正常教育秩序的恢复和心理的康复；5.对邻里关系、丧亲家庭关系进行引导和重建；6.向政府提交灾后重建的调研报告,协助政府完善各项重建目标,以社工专业的办法为灾区人民开展目标明确的解困服务。

    第二批社工在近20天的时间里，走遍了映秀镇的7个自然村和帐篷临时居住点后，也初步形成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对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他们是这样阐述的：

    1．板房什么时间能分配，可以分多少间。有的人期望能安排好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后外出打工。2．学校什么时候复课，他们担心孩子的安全和学习。3．一些人还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一说起地震及亲人就流泪。4．很多村民震前建的房子花了差不多十几年的积蓄，对今后如何重建非常彷徨。5．老人、已婚人士、未婚青年等不同人群对生活的忧虑和打算各不相同，情况非常复杂。6．赖以生存的田地被淹没，赖以经营的旅游服务业被中断，3个月的实物救助结束后，吃饭问题怎么解决？7．板房是按三年规划来建设和安排的，如果重建要三年后开始，这三年间，我们怎么办？

     紧急救援结束后，随着对正常生活追求的不断恢复，灾民对政府的依赖和期望值在升高，政府在分配中存在的不完善之处被放大，灾民对政府的不满逐步加重。社工的工作方向和掌握的情况，对当地政府决策的制定和调整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

映秀小学的夏令营

    广州社工在映秀住下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介入映秀小学的学生组织教育、心理陪伴、疏导工作。这是广州社工赢得映秀人关注和信任的一个重要活动。

    映秀镇处于5·12地震震中，中小学伤亡惨重，特别是映秀小学，400多名学生近300名遇难；47名老师有20名遇难，只有4名老师的核心家庭没有人员伤亡。用社工的话说，“学生的惊恐、大人的悲伤都写在脸上”。因为伤亡惨重，映秀小学的老师在紧急救援阶段都被送到成都等地安置和治疗。广州社工6月24日到映秀的时候，异地安置和治疗的老师基本都还没有回来。

    社工在分头家访后发现，与邻镇漩口镇的学生相比，映秀的孩子有非常明显的灾后特点：好动而惊恐，有不少孩子不愿离开家人，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而漩口镇的小孩活泼、快乐、勇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漩口，济南军区铁军叶挺独立团为孩子们组织了“百花小学少年军校”，有300多名孩子体验了为期15天的军校生活，积极的集体生活让孩子们基本上得到了很好的康复。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擅长少儿工作和团体活动的社工刘婉妮提出为映秀小学幸存的孩子做团康活动——组织夏令营。她的这一建议得到大家的支持。然后大家分头行动，有的找家长联系孩子，有的去征求映秀镇领导的意见。家长和孩子很积极，镇里的意见却不明朗，但碍于是援建单位以及有广州市民政局的背景，他们又不好一口拒绝。他们让社工写出活动计划，说等镇领导商量后再定。

     7月6号报告送上去了，到7号还没批，按计划，夏令营8号就要开始了，社工们很为难，坐在一起分析完情况后，决定只要镇领导不明确反对，夏令营活动就照常开展。

   一场“麦当劳姐姐送礼物”的团体康乐活动，让孩子们把心里的恐惧和担忧用图画和自编自演的小品故事释放出来了。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参加夏令营。更多的团康活动之后，人们发现，孩子们变开朗活泼了，而且越来越多的孩子即使放学了，还缠着社工不走。

    7月12日，5天的开放式夏令营要闭营了。新建的映秀小学操场上集中了100多名学生和100多名家长，近200名建设者们观看了学生的表演。孩子们欢乐的歌声、天真的小品表演，逗得大人小孩一起乐。映秀小学终于在震后两个月的日子里第一次有了笑声。

   “这简单的闭营式表演，比一些专业文艺团队的慰问演出更具亲情，更动人心，更能令人看到恢复正常生活的需要和希望。”活动后，映秀镇的一位领导找到社工，希望社工能帮学校做复课前的准备时说。

母亲羌绣小组

   这是广州社工为映秀人寻找的第一个自救项目，也是体现社工与一般志愿者和心理咨询师区别的重要工作——从关心服务对象当前需要转向关注服务对象社会功能的恢复，最终实现助人自助，羌绣小组的成立因此充分展现了社工发现和整合资源的能力。

    因为映秀小学和幼儿园伤亡惨重，所以，映秀失去孩子的母亲比较多。孩子是一个家庭的精神支柱，失去了孩子，很多母亲就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动力，她们整天以泪洗面，精神恍惚。

     一天，特别擅长定性研究和妇女社会工作的社工裴谕新在一灾民安置帐篷区外，遇到几个失去孩子的妇女，她们正在那里互相倾诉自己的痛苦。

    裴清楚地记得，她和同工刚走近，那些妇女就不说话了，其中一个站着的妇女还左手叉腰，侧着身子用眼睛斜视着走过来的社工。看到她们旁边有一些水，裴过去打破僵局：“你们是发水的吗？能给点水喝吗？”得到肯定回答后，社工就趁机坐了下来。但那些妇女依旧不说话，只是用很茫然的眼神看着社工或别的什么地方。还是裴先打破僵局，询问其中一个妇女现在住在哪里，和谁住一起。

    这一看似简单而随意的问话使妇女们打开了话匣子。与裴说话的妇女阿香，在地震中失去两个孩子和一座三层小楼、一辆车。这个毁灭性的打击使她整天以泪洗面，双颊红肿，眼里满是血丝，眼圈黑黑的。

    从住哪里开始，阿香开始向裴讲述地震第一天听到孩子在废墟中喊妈妈时的情景，讲到后来听不到孩子的叫声时的痛苦和恐惧。她一人讲，所有的妇女都哭。裴和同工们给她们递上擦泪的纸巾，并适时地握着她们的手或搂着她们的肩，陪她们一起流泪。看她们哭得差不多了，就问她们，孩子叫什么、念几年级。于是这些母亲们分头与社工讲她们的孩子长什么样，有多么聪明、听话、懂事，并拿出随身的照片给社工看。到最后，她们把社工带到暂住的帐篷里，看孩子生前的衣服和画的画、写的字、得的奖状……直到该回家了，还相约第二天再聊。

     在随后的家访中，社工发现，平时没事的时候，这些妇女常聚在一起做一种叫羌绣的手工活。他们趁机建议这些母亲组成一个羌绣小组，把孩子画的画绣出来，然后把这些作品拿出去卖。

    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妇女们的响应，她们自愿组成了小组，并拿出自己以前做的羌绣作品给社工看。考虑到她们现在经济困难，结合社工以前在云南等地帮助贫困妇女的经验，社工给小组500元作为小额贷款，并用自己租的车带她们去成都买羌绣的材料……

    记者离开映秀时，刺绣小组的成员已经有10个人了。她们还拿到了第一个定单：绣一个被单，以纪念5·12。经多方联络，小组计划在这份定单做出来后，于9月份开一个作品展示会，试探一下市场行情。

    目前，小组的成员在忙着刺绣，社工则忙着帮她们采集整理羌绣背后的故事，为9月的展示会做准备。

   “这些妈妈们不再天天只知道哭了，她们对生活的积极性提高了。”村里的干部这样对记者说。记者7月21日离开时，村干部和镇干部已经答应在板房分配中，给羌绣母亲单独安排一间板房，作为羌绣工作室。

发放“抚慰金”

    在羌绣小组成立的过程中，社工还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帮当地教育部门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有一天，社工追踪家访羌绣小组的一位成员，到她居住的帐篷去找她，周围的村民说她“讨说法”去了。

    原来，映秀所属的阿坝州教育局拿到一笔教育部从高校募捐来的丧亲学生“抚慰金”（其实是教育基金），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到一帐篷点按一人3000元标准发放。家长们对孩子惨死在废墟里很有意见和想法，他们一直想从有关部门得到一个公正、合情合理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又迟迟未来。现在教育部门突然来发放“抚慰金”，他们想都没想就以为这是教育部门对失去生命孩子的一种补偿和处理。

“3000元就能买我娃的一条命？！”

“3000元能堵住我们的嘴？”

    远远地，社工就听见一些人围在一起嚷嚷着。当时群情激昂，而教育部门的人拿着一个单子，说什么都没人听。社工赶紧走上去，了解到这笔钱是高校的捐款，不是教育部门的“说法”，就分别对自己已经建立了信任关系的家长解释，并把教育部门印的说明单拿给他们看。很快，家长们的怒火平息下来，接受了这笔善款。

看到社工这么容易就做好了家长的工作，发放教育基金的人赶紧请社工帮忙，请社工协助他们把剩余的基金发放到户。广州社工也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和教育局的人一起，走村入户发放了剩余的善款。

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当然，广州社工做的工作远不止这些。

    在介入少年儿童的组织教育、心理陪伴、疏导工作上,他们还扶助铁军叶挺独立团圆满完成“百花小学少年军校”的活动组织和与地方的交接工作，赢得铁军教官的好评；支持水磨镇中心小学复课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通过家访掌握灾后学生的心理和需求，为教师疏导震后心理问题，就老师如何应对震后学生的复课、地震与青少年身心反应等问题，与全校老师进行讨论和引导。

     在发挥社工整合社会资源的优势上，他们协调广东狮子会捐赠的钱物，解决了北川民政局的办公设备，价值约3万元；解决了水磨中心小学复课前学生食堂的设施及宿舍设施共约20万元，协调广州和成都青年会等解决了夏令营所需物资约2万元；接受各建设单位生活物品和文具的零星捐赠，送给从山上来安置点临时居住的村民和学生；协调广州市越秀区东山福利院捐赠了一些小药品，送给村民治蚊防病。

    另外，他们还帮助政府了解村民的重建愿望，解决敏感问题，接手撤离志愿者留下的工作，安抚了家长和孩子们怕志愿者走后无人组织学习的焦虑心情。

……

   “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我相信随着工作的深入和对情况的进一步了解，我们能在这里更好地发挥我们的专业特长，支持灾区的震后重建。”社工领队李敏兰说。

而来自广州市民政局的消息是，为支援灾区重建，促进广州社工队伍的建设，探索和积累社会工作在重大事件中的经验，广州市民政局计划把在灾区的社工服务坚持到三年后。■

（本刊记者 余细香）